中新网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查志远)“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区域增长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创新和消费是两大驱动力。”
如何理解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中新网专访时指出，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需与外围中小城市形成辐射带动关系。
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同时又要“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在实践中，资源向增长极集中有时可能会加剧与周边地区的发展差距。
大城市如何带动中小城市发展，陆铭表示，这种带动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实现：
一是产业链关联。大城市承担研发、设计和销售等功能，而外围城市可承接制造环节，或发展旅游、农产品等特色产业。
二是消费溢出。随着大城市人口集聚，其消费需求会向外延伸。例如，北京居民的冬季滑雪需求可促进张家口相关旅游业发展；反过来，中小城市居民的高端文化消费，如观看演唱会或画展，则需前往大城市完成，由此形成跨城双向消费流动。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区域方面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要注重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软协同”机制等举措。
展开剩余69%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多个方面发力。陆铭建议重点可从“人、地、钱”三方面促进一体化双向流动。
一是在人口流动方面，大城市应加快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农村与小城市也需完善公共服务配套，吸引适宜人才安居乐业。
二是在土地配置方面，建设用地指标应随人口流动动态调整，人口流入地区需增加用地供给，存量土地应加快盘活，如转化闲置工业园、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等功能。人口流失地区则可推动闲置建设用地复垦或指标转让，以增加地方收入。农村宅基地改革也应提速，宅基地使用权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交易、在更多用途之间进行转换。
三是在资本与公共服务方面，除市场化资本按回报率自主配置外，政府需加强公共服务资源的动态调配。例如，随人口流动调整学校和教师编制数量，流入地区增建学校、增加编制，流出地区则相应优化精简。
此次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陆铭认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根本在于顺应人的需求变化，为不同人群的选择创造外部条件。
陆铭指出，必须根据不同类型人群的需求，以及在人口流入地形成多样化的供给体系。
为实现上述目标，短期内关键的政策举措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科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陆铭特别强调，从全国范围来看，促进人口流动不仅有助于提升全国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也能减轻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负担。人口适度流出可缓解当地资源压力，使未流出人口的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提升，从而改善其福利水平。
“当然，现实中人口流出可能导致地方财政收入下滑，这一问题需通过全国或省级层面的统筹机制予以应对。”陆铭说，可以在整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加大对人口流出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保障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从而抵消人口流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此次全会将“优化国土空间体系”与“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并列提出，在陆铭看来，这标志着国家正从战略高度推进陆海统筹。
“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本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陆铭说，中国的经济活动和能源分布存在空间上的不匹配：经济活动集中在东部，但大量的能源，包括风电、水电等新能源，却主要分布在西部。
“从能源供给角度看，沿海地区有必要进一步突破能源瓶颈，而海洋经济则是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的新增长点。”
在产业布局上，陆铭认为海洋经济必须与陆上经济相互配合，重点发展陆海联动型产业。如，海洋资源要运往内陆、服务居民，就需要建设相应的物流通道和营销体系。同时，沿海居民在旅游、研发等方面的溢出需求，也能在海洋领域得到更好的满足。
“加强这些软硬件配套，不仅能为沿海省份和城市创造新的经济发展机遇，也有助于在国家层面开拓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同时更好地保障国土安全。”
在陆铭看来，沿海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应充分重视国家战略为区域发展带来的动力，在科研、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积极发力，更好地支撑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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